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比照贪污罪量刑，即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个人贪污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17]另外，对“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这一类犯罪，《刑法》还有9个条款体现了对公有财产的特殊保护。[18]
　　苏俄和后来的前苏联宪法只是将公有制规定为“经济制度的基础”、“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并没有我国宪法第12条关于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内容，尚且被理解为对国有财产实行特殊保护，更何况我国宪法呢！搞宪法学的人要忠于宪法，不能置宪法的明显规定于不顾，凭个人好恶把明显看起来是违宪的情况说成合宪。所以，虽然我个人在价值观上完全认同各种主体的物权平等保护的主张，但我还是不能不说，我国宪法在财产保护方面的规定本意是区别保护。相对而言，《刑法》对宪法有关条款的理解是到位的，而民事法律对宪法有关条款的理解不怎么到位。
　　四、《草案》忽视了确立平等保护原则的宪法依据
　　资料表明，对于包括物权在内的不同主体的财产权，《草案》从专家草拟建议稿时开始，就是主张对不同主体的物权平等保护的，基本上没有注意甚至是有意回避了宪法的要求。有许多资料能证明这一点，这里仅举有代表性的三个方面。
　　梁彗星教授领导的物权法研究课题组1995年提出基本思路、1999年完成定稿的草案建议稿第4条就是把各种物权权利主体平等看待的，并且在说明理由时没有提到宪法有关条款。梁教授在说明理由时讲得很清楚：“本条对于一切民事主体的物权权利给予平等保护，作为基本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在财产法的领域里彻底否定旧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并真正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财产法的基本规则”[19]，“以前的物权权利制度建立了国家物权权利优先的原则，基于这一原则，过去的物权权利制度对其他主体的物权权利作了相当大的限制，甚至是歧视性的规定；因此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精神，对中国物权权利制度进行更新，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产关系的自身规律，建立完全适应形势发展需求的新的物权权利制度。”[20]梁教授很清楚，平等保护很难找到直接的宪法依据，甚至是违反宪法有关条款和精神的，所以他为平等保护找的依据不是宪法，而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市场经济的财产关系的自身规律”。当然，市场经济也是宪法肯定了的，但他仅从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它所包含的“规律”中找根据，所找到的根据只能是间接地推导出来的、很难确证的东西，不会是直接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梁教授所要“彻底否定”的“旧的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内容，实际上就存在于他说这个话时正在实施的宪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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