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国际 (2004年11月05日 13:04) 　　CCTV.com消息（今日说法）： 　　 记者：张坤乾 李鹏

　　编辑：徐青 　　主持人：撒贝宁 　　嘉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叶林教授。

　　内容简介：北京市房山区东安岭煤矿矿工周景海在不具备放炮资格的情况下，自己用火药放炮，导致矿井爆炸，周景海当场死亡。事后，该矿矿主张玉林和死者家属签订了一份协议，规定张玉林赔偿周景海家人18万元，周家人以后不得再以此事追究张玉林的任何责任。事后，矿主张玉林让个体运输户刘翠利用私人关系在死亡证明上盖了敬老院的公章，然后将尸体悄悄送到殡仪馆火化。

　　主持人：您好这里是《今日说法》演播室，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请到演播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叶林教授。叶教授，今天这个案件的起因非常奇特。在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工作了很多年的火化工张师傅突然有一天在工作中，见到了他从未见到的情形，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2004年5月20号，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的火化工张师傅像往常一样工作着，下午3点钟左右他接到一个火化任务。张师傅看了看记录卡，上面写着：死者为男性，死因是肺炎。张师傅说，因为在4月份时北京又发现了“非典”疑似病例，为了做好“非典”的防护工作，单位已经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工作人员在对因肺炎、肺部综合症等疾病逝世的遗体进行火化时，不得再打开棺盖，直接送入火化车间火化。而5月20日下午送来的这具遗体刚好是因肺炎去世的，所以他直接把尸体装入了火化炉。

　　火化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时候，张师傅按照惯例打开火化炉的望火孔察看遗体的燃烧情况，这一看让他大吃一惊，里面的遗体竟然没有头！一个因肺炎而死亡的人怎么会没有头部呢？张师傅觉得事有蹊跷，他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部门领导。殡仪馆方面一边立即与石景山公安分局取得了联系，一边决定下把骨灰暂时扣下。

　　与此同时，石景山公安分局内保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报案后，立刻赶到了八宝山殡仪馆了解情况。据了解，死者叫周景海，男，41岁，内蒙古人，一个没有头的内蒙人怎么被送到北京的八宝山殡仪馆火化呢？

　　周景海的尸体是从哪儿运来的呢？警方找到在殡仪馆等着取周景海骨灰的人，对方却一问三不知。

　　为了尽快查清楚这件事，警方一方面继续盘问取骨灰的人，另一方面从殡仪馆的火化登记资料里查看了这具无头遗体的来路。经过一查，发现这具尸体来自于四季青敬老院，这一线索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这具无头尸体的死亡证明上盖着四季青敬老院的章，一位41岁的中年男子居然会因为肺炎而病死在敬老院里，这显然不合乎常理。

　　警方进一步了解到，开车将周景海的尸体运到八宝山殡仪馆的人叫刘翠，是个个体运输户。警方决定从刘翠和四季青敬老院方面着手开始调查，但是四季青敬老院的有关领导表示，他们并不清楚这件事，也从没有给一位没有头的中年男子出具过什么死亡证明。院长在给警方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提到，个体户刘翠知道敬老院全都是老人，死亡率较高，于是她通过私人关系，找到敬老院的李会计，让她帮忙在一张空白的死亡证明上盖了敬老院的章，甚至还在医师签字栏中胡乱编了“刘贵”这个名字，院长本人并不知情。

　　疑点集中到了刘翠的身上。据警方调查，刘翠，女，北京市石景山人，专门从事帮人运送尸体的工作。她为什么千方百计地要到敬老院弄一张肺炎的死亡证明呢？周景海的无头尸体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警方找到了刘翠。据刘翠交代，死者周景海是北京市房山区的一名矿工，在一次煤矿爆炸中被炸飞头部，当场死亡。据此，警方又再次询问了在殡仪馆里等着取周景海骨灰的人，他们终于承认了自己是死者周景海的家属，并证实了刘翠的话。

　　据警方调查，5月17日，北京市房山区金鸡台村的东安岭煤矿的确发生了一起爆炸事故，也的确有一名矿工在爆炸中死亡。死者正是被送到八宝山殡仪馆火化的周景海，而个体户刘翠正是受煤矿矿主的委托帮忙处理尸体的。我们电话联系了刘翠，她承认自己私自开具死亡证明，并通过关系找到敬老院盖章的行为，但却拒绝透露事情的经过，还说自己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行为。

　　爆炸事故是怎么发生的，矿主为什么没有将情况上报给有关部门，死者家属又怎么会同意矿主将尸体运到八宝山殡仪馆火化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来到了周景海生前所在的东安岭煤矿了解情况。东安岭煤矿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史家营乡金鸡台村，1997年，村里成立了金鸡台煤炭集团总公司。东安岭煤矿是总公司下属的一个矿点。爆炸事故发生时，东安岭煤矿的承包人也就是矿主张玉林承认前不久矿上发生了爆炸事故，矿工周景海在事故中死亡。

　　矿主张玉林强调说，当时只有周景海和另一位叫耿立军的矿工在场，爆炸地点距离矿井的井口有七八十米，事故是怎样发生的，他也不清楚，只有耿立军知道。耿立军是周景海的外甥，事发后没几天就离开房山回宁城老家了。为了了解当时的情况，记者来到了宁城，找到了耿立军。耿立军回忆说，当时老板让他和舅舅周景海去维修一个废弃的井口，当时两个人嫌头顶上的一块岩石碍事，于是决定用火药将它炸碎。

　　耿立军说，当时是舅舅周景海领取安装的火药，自己准备走到外面拉断电源。可是他刚走到一半就听见矿井内一声“轰”的巨响。正在往外走的耿立军听到炮响赶紧跑出洞口，通知了外面的人，自己又提着手提灯冲了进去。耿立军说事故是火药爆炸引起的，但他也不明白火药为什么会突然引爆，当他冲进去的时候，只摸到了一具被炸飞了头的尸体。

　　记者从耿立军那里了解到，他和舅舅周景海都不是炮工，那火药怎么到了他们手中呢？耿立军说是一个叫董满义的炮工给周景海的。我们找到了董满义，他回忆了起当时的情景说，5月17日下午3点多钟，

　　周景海找他领火药，恰好董满义当时有点事走不开，周景海就说，要不你把火药给我，我自己去放炮就可以。董满义看看周景海岁数挺大，以为他肯定懂得放炮技术，就把火药交给了他。

　　董满义说他是一时大意，但周景海为什么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么急着去放炮呢？周景海的哥哥曾经和周景海一起在房山煤矿打工，说到有没有想过私自放炮的危险，他无奈地回答说，再危险也得干哪。

　　私自放炮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们出来打工为的是挣钱，不干活就没有饭吃。炮工不去放炮，他们不可能干等着，只能冒险。

　　惨剧已经发生了，周景海的母亲得知儿子被炸死的消息后，整日痛哭流涕。而周景海的妻子赵国霞更是难以承受中年丧偶的痛楚，她不知道失去了丈夫，今后的生活要靠什么维持。周景海的妻子告诉我们说，家里的条件原本就一般，以前靠丈夫打工，每年还能挣五、六千块钱贴补家用，给孩子交学费。如今丈夫没了，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她真不知道该如何撑起这个家。

　　对于周景海的死，矿主张玉林说他也很难过，跟着自己干了一年多的周景海竟这样突然地离开了人世。

　　还说事故发生后，大家都觉得很意外，矿主张玉林当时原本打算将情况汇报给东安岭煤矿所属的金鸡台煤炭集团总公司，但当时发生了一件事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死者的家人主动找到他，说是为了以后的生活，为了老人和孩子，要求私下解决此事。于是张玉林和周景海的妻子赵国霞签了一份赔偿协议。

　　协议中表明，张玉林一次性补偿周景海的家人人民币18万元，之后周景海的家人不可以再就此事向张玉林提出任何赔偿要求，也不能再追究张玉林的任何法律责任。对这份赔偿协议，周景海的妻子却说，18万对她来说一文不值，协议是签了，难言之隐肯定是有。到底有什么样的难言之隐，周景海的妻子始终不肯透露。她说人已经死了，往后的日子还很艰难，她要靠这笔赔偿款安顿好老人的晚年，还要供着儿子读书。但是她一直强调，当时是双方经过共同协商后才决定将事情私了的，并不是自己一方的要求。

　　周景海的家人说，虽然周景海被火化后，他们已经拿到了18万元赔偿款，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不会再追究矿主张玉林的责任。如果时机成熟，他们可能还会起诉张玉林。瞒报的事情被发现后不久，北京市煤矿安全监察办事处就开始对这起爆炸事故进行调查，并已经责令东安岭煤矿停产整顿。那么，当地的乡政府对这起事故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记者电话采访了房山区史家营乡主管煤矿工作的任副乡长，他说，这起事故是由于“非工放炮”引起的，应该追究放炮员的责任。至于矿主的责任现在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事到如今，矿主张玉林也说自己是鸡飞蛋打两头空，18万块钱给了，事情却没能了结。矿主张玉林说，每停一天工，他就要损失1万多块钱，如果他当初坚持公了的话，损失肯定比现在小。

　　主持人：我们看到在这个死亡证明医疗单位盖章的地方，竟然盖着是一个当地敬老院的章，敬老院有没有权利开据这种死亡证明？

　　叶林：按照我们现在殡葬管理条例的规定，能够盖章的是两个单位，一个单位是公安局，第二类就是经过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医疗机构。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当然敬老院可能死亡概率会高一些，有可能会跟医院形成某种默契，或者殡仪馆也会接受这种敬老院的章。但是这种做法严格地来说是不对的。

　　主持人：有一个中间人在当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她就是刘翠，她专门负责处理尸体。咱们国家法律当中有没有这样专门的服务？

　　叶林：从1993年起，民政部、公安部、铁道部、交通部、卫生部、海关和民航总局联合发了一个通知，明确讲到了遗体的运送必须要由殡仪馆来进行，特殊情况除外。原则上都必须由殡仪馆来组织运送，任何其他的组织或者个人都不能承接这样的一种业务。所以刘翠本人是绝对不允许从事这种活动的。

　　主持人：记者在采访那个放炮工时，他觉得好像自己顶多是做了一件大意的事情而已。

　　叶林：放炮员必须有岗位培训，必须通过考试拿到了资格证以后才能够去放炮，除此以外的任何人都不能放炮。周景海的哥哥说，我们为了吃饭不得不去做那些，不是我们本质工作之内的事情。作为矿上的负责人来说，他在出了事之后没有报告而擅自处理，这个责任可能更大。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定，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生产事故，你一定要逐级上报，包括报给当地的生产安全主管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

　　主持人：现在不管是漏报也好瞒报也好，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定，包括北京市9月1日开始生效的安全生产的地方性立法的规定，都应当认定是责任事故。北京市目前针对这种安全事故出台了一个相关的管理条例，在这当中好像对于这种瞒报或者拖延不报的情况做了非常严格的处理。

　　叶林：规定中说，如果你构成犯罪的话，在你刑期满了以后，五年之内不能够在任何企业单位当中任职。第二，是有一个二十万块钱最高限的罚款。除了赔偿受害人之外，政府还要罚钱。

　　主持人：本案中是家属主动找到矿上说咱们私了吧，说你也别往上报了，家属这种要求，包括矿上最后达成的这种协议，法律上认可吗？

　　叶林：不管谁是主动谁是被动，总而言之这是一种私了，通常情况下我们是鼓励私了的，但只是对民事赔偿而言。比如说出现了一场矿难，受害者遭遇到了重大的财产和经济方面的损失，应该赔他多少钱当然有国家的标准，但是如果这个矿主愿意给多一点的钱的话，或者家属据理力争能够拿多一点的话，这也是一个好办法。但是现在这个案件中的私了不是一个单纯的民事意义上的私了，他是希望把所有的事情全私了，包括你不要再追究我其他的责任，把所有的法律责任都私了，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因为这种生产安全事故轻者可能涉及民事赔偿，重者可能是刑政处罚，再重一点刑事犯罪，这是不可以私了的。也就是说矿主已经承担其他所有法律规定的应当承担的责任之后，仅就民事赔偿这一部分是完全可以私了的。

　　主持人：我们看到这起偶然事件发生之后，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人为出现的，所以如果这样一些人为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些观念不加以改变的话，如果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其他地方，那么偶然还有可能会变成必然。感谢您关注本期《今日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