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是刑事司法的重要功能。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大多没有足够的民事赔偿能力，使得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的民事赔偿兑现率十分低下。民事赔偿不到位，往往导致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生产生活陷入困境，刑法的保护功能不能有效发挥。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就民事部分的判决方式而言，全额赔偿与视能力赔偿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各有利弊。前者着重考虑的是对造成的损害进行全额弥补，满足被害人的预期；后者着重考虑的是及时兑现赔偿，以解决眼前的问题。比较而言，我认为判决全额赔偿更为合理。第一，强调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符合公平正义理念。第二，加强被告人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起威慑作用。第三，被告人的赔偿能力是变化的，在裁判当时无法预见其以后的能力，未能及时执行的部分，有可能在今后得到执行。　

　　在刑附民案件中，被告人或其家属主动赔偿的，应当在量刑上有所体现。犯罪既然已经发生，国家所要考虑的是恢复原有秩序，就应当：（1）惩治犯罪，以儆效尤；（2）抚慰被害人。被告人主动赔偿，一方面体现了其悔罪的主观心态，另一方面有利于抚慰被害人，补偿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物质损失。这种行为，对国家、社会、被害人都是有利的，应当得到鼓励。在量刑上有所体现，主要应从刑罚幅度上考虑，但应当在法律的限度之内。　

　　在刑附民案件中，有的被告人存在“都判刑了不赔偿又能如何”之类的消极想法。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1）从法律上说，被告人没有正确理解刑法条文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被告人混淆刑事和民事责任，以为刑罚可以代替民事赔偿。（2）从主观上说，被告人没有真正悔罪。既然造成了他人的损害，理所当然地应当给予赔偿，不应当有任何的“不赔又如何”的想法。（3）从政策上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宣传和落实还要加强。如果正面宣传将主动赔偿作为量刑情节来考虑，这类消极想法可能会减少。　

　　对于主动赔偿作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其中，较为激烈的是“花钱买刑”的观点。我认为，这是对刑事法律的误读。主动赔偿引起的在量刑上的考虑，落脚点不是在被告人的钱上，而是着重在这种行为对国家、社会、被害人都很有利、对已然行为有悔意这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