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简单的农民工讨薪案，在经历了６年漫长诉讼后，农民工们不仅没有拿到应得工钱，相反应保全的财产遭到非法变卖，开发商逍遥法外，而承担监督支付义务的第三人也在法院的默许下“金蝉脱壳”。迫于无奈，１３７名农民工推举“讨薪代表”将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告上了法庭。(新华社记者 龙弘涛 摄)

    讨薪农民工遭遇“执行马拉松”

    １９９９年，株洲市第九建筑工程公司与株洲市和平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合同，承建株洲市光明玻璃集团有限公司的１号、２号两幢住宅楼。１３７名农民工在九建公司项目经理高星光、谢水生的召集下，在工地上干了一年多。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在两幢住宅楼绝大部分工程已完成，多次向和平公司讨要工程款未果的情况下，高星光、谢水生等人通过九建公司将和平公司与光明集团告上法庭。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日，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九建公司诉和平公司、光明集团工程款纠纷一案。同年８月，因案件超过管理权限被移送至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经株洲市中院调解三方达成协议，由和平公司在２００３年底前分批给付九建公司质保金和工程款共２２５万元（含农民工工资８６万元），由第三人光明集团承担监督和平公司的给付任务，从调解生效起售出的房款由光明公司直接支付给九建公司。

    有了法院的裁定，农民工们如同吃下一颗定心丸，殊不知一场噩梦刚刚开始。一晃几年过去了，农民工们不仅没领到应得工钱，最后竟变成“无薪可讨”。

    据记者调查，由于讨不到工钱，农民工中有的子女面临辍学，有的远走他乡。更惨的是近４０位小包工头（或农民工班组长），为了付给农民工工钱，有的倾家荡产，有的夫妻反目、朋友成仇。２号楼项目经理谢水生，长期在外躲债，几次被讨债人打得鼻青脸肿。

    与此同时，“恶意逃避债务”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平公司法人代表廖和平却长期逍遥法外。２００３年底，株洲市中院决定对廖和平实施司法拘留，然而直到２００５年，在农民工们的强烈要求下，廖和平才被正式予以司法拘留。廖被拘后所交付的１０万元现金大多偿还了代理人垫付的法院诉讼、执行费用，农民工还是没有拿到一分钱。

    法院查封财产公然遭非法变卖

    为了追讨应得工钱，１３７名农民工推举谢水生、高星光和刘辉汉三人为“讨薪代表”，以九建公司的名义将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告上法庭。

    在２００１年４月九建公司提请诉讼保全后，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随即对光明集团１号、２号住宅楼予以查封。到２００３年６月，农民工们无奈向株洲市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才发现，早已被法院查封的１号、２号住宅楼竟在区、市两级人民法院的眼皮底下被开发商廖和平以接近成本价非法变卖。２００５年５月，株洲市中院以“九建公司没有提供和平公司可供执行的其他财产线索”为由，中止了执行。

    面对“讨薪代表”的质询，株洲市中院承认２号楼确有２４套住房是在法院查封后被非法变卖的。但对于这一明显失察，中院却大谈“客观原因”。株洲市中院执行局局长戴晓辉说，由于查封财产在建设过程中没有办理报建、规划、预售等相关手续，法院查封不动产除了下文书、张贴公告外没有别的监控办法。同时“九建公司也没有向法院报告廖和平的违法行为”，因此法院对非法变卖查封财产“并不知情”。

    此外，中院认为虽然查封后购房户与和平公司签订的协议无效，但购房户均表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协议，“实属善意取得”，考虑到“稳定因素”，法院对保全财产不能进行执行拍卖。

    对于中院的解释，刘辉汉等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法院的说法是在推卸责任，“保全财产”不能只是一句空话。“既然交纳了财产保全费用，法院就有责任监控。”同时，就在法院查封和执行过程中，株洲市中院和石峰区人民法院还先后两次将２号楼中的７０２、７０３两套住房分别裁定给两位案外人。刘辉汉认为，一方面以没办相关手续而推脱说“不知情”，同时又擅自将查封财产裁定给别人，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表明法院并非“不知情”，而是明知故犯。对于法院以购房户“善意取得”为由不予执行，刘辉汉等也提出反问，“如果无效合同尚且是善意取得，农民工的权益难道就不是善意取得吗？”

    农民工“讨薪代表”之一的高星光手指自己承建的1号住宅楼(12月27日摄)。一起简单的农民工讨薪案，在经历了６年漫长诉讼后，农民工们不仅没有拿到应得工钱，相反应保全的财产遭到非法变卖，开发商逍遥法外，而承担监督支付义务的第三人也在法院的默许下“金蝉脱壳”。迫于无奈，１３７名农民工推举“讨薪代表”将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告上了法庭。 新华社记者 龙弘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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