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您好，欢迎您收看本周《说法周刊》，前不久我们收到了广东梅州一位观众给我们写来的信，在信中说他的儿子在出租车上被人打死了，他将出租车公司和司机都告上了法庭，但是官司却被法院驳回了。这位观众在信里说，驳回的理由让他觉得很奇怪。

　　钟如生是广东省梅州人，生活得虽然贫穷但也平静。然而 2004年底，这份平静却被打破了。一天，他接到单位领导的电话，说他的儿子出事了。尽管钟如生不愿意相信，事实依旧是事实，他惟一的年仅18岁的儿子阿辉在乘坐出租车时遭到了枪击，不幸身亡了。记者找到了当时的出租车司机，他给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出租车司机说，他看到两名男子冲后车窗开了两枪，当时钟如生的儿子还能够讲话，叫他载着他赶紧离开现场，可半路上他一回身，发现阿辉已经死了。

　　儿子离去让钟如生和爱人痛苦不已，整天是以泪洗面。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打死钟如生的儿子阿辉呢？很快警方就侦破了这起案件。除主犯外逃，几个从犯都被抓获。据这伙人交待，当天他们本来是去杀另外一个人的，结果误将阿辉认成了要杀的对象，阿辉是被错杀的。很快这几名犯罪分子就被当地法院分别判处了十几年、几年不等的刑事处罚，同时还以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他们共同赔偿钟如生夫妇9万余元的损失。可一年多过去了，钟如生只拿到了其中的9000多元。

　　法官说，犯罪嫌疑人都是无业人员，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目前他们没有执行能力。钟如生的家在当地的农村，除了种点儿地之外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儿子死了以后，为了维持生计，50多岁的钟如生不得不经常到外面打点零工来维持家用。本来儿子是钟如生惟一的希望，但是现在这惟一的希望却变成了区区几万元的死亡补偿金。可是尽管这几万元的死亡赔偿金还大部分都在纸上，真正拿到手里的是9000多元。这个时候钟如生突然意识到，儿子是死在了出租车上，那么作为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的公司都应该有一定的责任。

　　根据规定，乘客上了出租车就和出租车公司构成了一种运输合同关系，出租车公司和司机就应当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当乘客遇到刑事犯罪的时候，出租车公司和司机有法律上的救助义务。但当时出租车司机没有及时报警，也没有送阿辉医院抢救，很明显没有尽到救助义务。面对钟如生这个说法，出租车司机并不认可。出租车司机解释说，阿辉的死是刑事犯罪造成的，当时情况紧急，他根本来不及反应去报警，没有送阿辉去医院也是遵照死者阿辉的意思。作为出租车司机，肯定是听从乘客的，不可能私自做主。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

　　由于事发时没有其他目击证人，我们现在无法了解。但钟如生认为，无论如何儿子是死在出租车上的，从公平原则来说，出租车司机也应当给予赔偿。于是他将出租车司机和公司告上了法庭，可法院却将他的诉讼驳回了，而驳回理由是“一事不再理”，这是钟如生没有想到的。

　　法官所说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就是说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不得再行起诉和受理。此案中，法院曾经判决几名犯罪分子承担民事赔偿责任9万多元，现在钟如生夫妇又以同一件事要求出租车司机和公司来赔偿，如果法院支持了他们的赔偿要求，就意味着钟如生的儿子死亡后从法律上得到了两次赔偿，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法院驳回了钟如生的诉讼。

　　钟如生认为，虽然法院判了几名犯罪分子赔偿，但事实上他没有得到，原来的判决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他现在要求出租车司机和公司赔偿，与原来的判决并不冲突。他对法院的判决不服，提起了上诉，但二审还是维持了原判。

　　主持人：一条18岁的鲜活生命，最后得到的是9000多元的死亡赔偿金，别说是钟如生了，就连我们这些旁观者也觉得难以理解，难道法律真的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公平的说法吗？我们来听听法律专家对这个事情如何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当中，是要求犯罪分子对于死亡的事情负责，因为他实施了枪击。但是在与出租车公司的纠纷当中，是因为违反了救助义务，应该说这是同样的死亡，但是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由。如果说出租车公司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有救助义务，没有履行或者是存在其他的不当的行为，出租车公司应该按照跟顾客之间的合同，可能要承担责任。

　　主持人：虽然“一事不再理”确实是法律上的一个明确的原则，但是审判实践当中还是有不少法院对这个原则做过一些灵活的处理。比如说2005年，北京市宣武区的一家宾馆里面发生过一起一名女子被杀害的案件，当时法院是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犯罪分子要赔偿29万元，后来又以这家宾馆要承担责任为由判决宾馆要赔偿6万元钱。实际上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是维护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而另外一方面也是维护了法律的尊严，毕竟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严惩固然重要，但是让受害者及其家属得到合理的赔偿，也是我们的法律精神所倡导的。

　　主持人：您现在在大屏幕上看到的是前不久发生在北京街头的一幕，一名男子非常利索地从公共汽车后车门附近的车窗跳了进去，不仅逃避了刷卡买票，而且还抢到了车窗边的一个座位。不久以后，这名男子就被车上的民警带走并且拘留了。可能有人会问，这种跳车逃票的行为不是什么大事，顶多是个道德问题，怎么还能够得上拘留呢？

　　您可别小瞧了这样一些不文明的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扰乱公共汽车 电车 火车 船舶 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面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还要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事情看上去小，但是它影响的是社会的公共秩序，所以不仅是违背道德的，同时也违反了法律。

　　主持人：去年10月份的一天，陕西西安一位毛先生准备坐火车去和客户谈事情，结果没想到火车晚了一个多小时才开车，把毛先生他原定的所有的谈事的计划全给耽误了，一怒之下，毛先生将西安铁路局告上了法庭。

　　去年10月的一天，毛先生早早来到西安火车站准备坐火车到镇安谈事情，可候车室的广播却通知火车可能要晚点，毛先生等了1个多小时才检票进站。上了火车的毛先生本就憋着一肚子火，可这趟车好像成心和他过不去，一路上走走停停的，又耽误了不少的时间。等到了目的地镇安，已经晚点2个多小时。

　　据毛先生说，从西安到镇安全程也就2个多小时，而这次用时几乎是平时的一倍，耽误了他和客户的一个重要的约会。记者经过调查了解到，当时天晚点的那趟火车不光要从西安到镇安，还有要几条别的线路要跑，也就是人歇车不歇。晚点当天，这个车在跑别的线路时当地大雨造成路基松软而影响了车速，所以当它从西安开往镇安的时候，起运发车就晚点了。

　　我们一般认为只有飞机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而无法正常运行，而火车在固定铁轨上行驶，天气原因也会成为运行的阻碍吗？我们乘坐了这趟火车在机车对火车司机进行了采访。我们了解到，气候条件的恶劣程度确实会影响到火车的运行速度，看来当天火车晚点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但是毛先生说，不管怎样火车晚点，确实给他带来了损失，铁路方应该向他道歉。

　　毛先生说，当时列车上的工作人员连火车晚点的原因都没向他解释，更别提什么道歉了，而且毛先生还说，列车员曾经对他出言不逊，态度蛮横。毛先生说他以前就对列车上的服务有所不满，而这次觉得自己明明有理，自己还没发火呢，反而被没理的对方抢白了一番，并且他说他要打这个官司，主要还是列车工作人员激将的结果。

　　毛先生拿着这张车票来到西安铁路运输法院，起诉该次列车的运营主管单位西安铁路局，要求铁路运输企业赔礼道歉，赔偿他的损失及支付相应的违约金。铁路方说，由于铁路运输受到很多外界条件的制约，客观上造成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如果因为火车晚点乘客们都来索赔的话，铁路方根本就承受不起，而且还告诉记者，火车会晚点的其他原因。

　　由于旅客有时候过多，在规定时间内不可能完全上车，而列车又不可能不让旅客上完就走，一站一站延误下去，恶性循环就造成了晚点。而且就现实而言，我国的铁路人均长度还不如一根香烟长，铁路每天都超负荷运转，尽最大的努力去保证旅客的运输。但是铁路就那么长，不能像公路似的，一辆车接一辆车那么走，所以晚点是常有的事。

　　西安铁路运输法院在今年1月份做出一审裁定，毛先生败诉了。法院说，铁路列车晚点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法院是根据毛先生的诉讼请求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来判决的。

　　前不久，毛先生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说二审他又败诉了，不过他说他还会继续申诉。他打这个官司他说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要建立起铁路晚点赔偿道歉的制度，第二他希望今后再有这种火车晚点的事情，铁路部门应该及时并且详细地告知旅客，第三，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这庄官司填补《铁路法》上相关空白。

　　主持人：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沟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说法周刊》很多线索都是来自于观众的来信，一方面我们对观众的支持要表示感谢，而另一方面也向提醒写信的观众尽量地留下您的详尽的联系方式，最好包括电话号码，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及时地和您联系。